众所周知，古代世界曾存在着六大文明，即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这些古老文明，都曾拥有过自己各具特色的辉煌，令后人叹为观止，但其中多数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转移、中断、陨落、消失，留下了千古之谜。唯独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虽历经战乱颠沛、历朝兴亡，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延续不断地发展下来，未曾有过中断，处处有史可证，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十分独特、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五千多年来，中国各族人民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在共同抵御外侮的斗争中，相互帮助，增进友情，融汇成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能持续发展五千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华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亲和力。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是“和合”文化。和平、和谐等概念并非中国所独创，其他国家也是有的，合作、联合等概念也是如此。但将“和”与“合”两个单独的字联用成为一个概念，却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所独创，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概念。在中国文字中，“和合”两字是两个单独的字，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便出现了。“和”，原意是声音相应的意思，后来演化为和谐、和平、和睦、和善等。“合”原意是指上下嘴唇合拢的意思，后来演化为汇合、结合、合作、凝聚等。到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和合”两字开始连用，“和合”就成为一个整体概念。也就是说，在承认事物各不相同，有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的和合过程中，取长补短、存优汰劣，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成新生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由此可见，和合文化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客观地承认不同，比如阴阳、天人、男女、父子、上下等等，相互不同；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五行和合等等。和合范畴显然比一般性的提和平、和谐或合作、联合内涵更为丰富，外延更为广泛，层次也更深。

　　和合这一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对事物整体辩证认识的优秀传统。孔子有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以和为贵”。也就是说，孔子赞赏和，而鄙视同，因为那些只求事物之等同划一而排斥不同事物的人，则是小人了。孔子“合而不同”的思想较能够反映和合文化的本质。除了儒家之外，释、道和其他文化流派也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这一概念，成为贯通中国文化思想领域里一个综合性概念。

　　中国思想传统中，讲“和”多于讲“和合”。“和”是“合”的前提，条件或基础，不“和”则难“合”。“和”是“和合”形成与维系的关键所在，因此可以说，重视“和”也就是重视“和合”。

　　和，也不是没有原则的。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这里的“和”就有一个“礼”的原则基础。所以，他接着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意思是说，只知道“和”而丧失了“礼”的基本原则，也是不可行的。因此，他看到弟子有不合乎礼的行为时，便生气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击之，可也。”

　　在中国，“和合”文化的基本精神已植根于人们的深层潜意识之中，在日常生活中更是比比皆是。

　　中医、京剧、国画，一般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三大国粹，这里面都可以看到和合精神的存在。

　　天人合一和阴阳转化的观念对中医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医十分重视人和自然的关系，重视人体各部分器官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疾病和心理状态的关系。人体是阴阳平衡的统一体，阴阳平衡身体就健康，就保持了一个最好的发展和前进态势；相反，阴阳失衡就要得病。西医对人身的全面状况不够关注，而偏重于对局部的兴趣。西医追求的理想是象激光束一样的准确性，把治疗目标对准人身体的最小部分——组织、细胞乃至脱氧核糖核酸分子(DNA)。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西医治疗时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运用辨证施治，强调“培元固本”，常常是头痛医脚，病左医右，譬如针灸的穴位即是如此。

　　京剧讲究唱、念、作、打。唱就是歌唱；念白是诗、赋类的语句的朗诵；作是一种“文”舞，在京剧中无动不舞；打是“武舞”，一种舞蹈化的武术。西方就没有将唱、念、作、打统一在一个有机体里的传统艺术。中国人一般不喜欢西方的歌剧，尽管歌喉美妙，因为没有舞蹈而显得单调，总感到美中不足。西方的芭蕾舞，从头至尾一舞到底，没有伴唱，但芭蕾舞到了中国，配上歌唱了。芭蕾的这一革新，恰好是和合精神在中国人审美情趣中的反映。

　　中国画中，除了图画本身外，常配有诗词、书法、篆刻等，相得益彰。元末大画家王冕自题《墨梅》诗云：“我家洗砚池头时，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不但使他的墨梅平添几分清气，而且他的画与诗也一起映出他清越的人品品格。而西洋画中，这些都是没有的，最多是作者签署一下自己的名字。

　　中国的饮食文化十分发达，也是卓有特色。中国菜肴讲究味道，其制作方法是调和鼎鼐。主料加上配料、调料，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使之相互补充，相互渗透，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北方人喜欢吃饺子，饺子的味道好坏关键是馅儿，馅的好坏关键是原料、配料、调料的调和要适度。上海有个家常菜“腌笃鲜”。咸肉、鲜肉、冬笋，三种原料放在一起，煮好以后，任何一种东西都融进其它两种的味道，而整个说起来，有共同形成一种含有三种并超越三种的鲜汤。而西菜就不同，一盘菜端上来，肉是肉，蔬菜是蔬菜，泾渭分明，互不相干，盐、胡椒粉等调料还得你自己动手加进去。中西饮食方式也不一样。中国的传统宴席，大家围着圆桌团团围坐，共享一席，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圆、和谐、共趣的气氛。而西方人是各端一盘，“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互不干扰。

　　中国民间尊寒山、拾得“和合二仙”为吉祥、喜庆、团结的象征。“和合”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治国、处世、为人的一大准则。以此来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则体现了中国人民讲究团结合作、热爱和平的优良传统。

　　“相濡以沫”与“相忘于江湖”这两个语言单位，出自庄子的同一句话，其命运却大相径庭。庄子说：“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泉水干涸了，鱼儿们困于无水的地上，只好姑且以口沫相互滋润，苟延残喘，这种“相濡以沫”相互救助的精神颇为感人，因此这一语言单位成了成语，为人们所钟爱，无论在口语中，还是在书面语中，频频出现，风光得很。在丰沛的绿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动，无拘无束、自行其乐，彼此相互忘却。体现这一境界的“相忘于江湖”，则被打入冷宫，人们很少提及，却可怜得很。

　　中国的文字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符号，还可以折射出多层面的文化心理现象，它的文化含量大大超过了文字本身。中华民族渴望团结，反对分裂，在三、四千年以前造字时就充分表露了这一思想。《说文解字》一书对狗和羊的释义是“犬为独，羊为群”，一贬一褒，一目了然。古人认为，“狗和狗相争食而斗”，狗咬狗的结果必然是分裂、离散，这就违背了团结合作的思想，因而带犬(或反犬旁)的字都含贬义，如“猖、狂、狰、狞、狐”等。羊温顺合群，以羊为偏旁的字就含褒义，如“群、善、祥、羡、羹”等。古今中外，男女老少，无不追求一个“美”字。“美”字就是“羊”和“大”组成，古人以“大(肥)羊为美”。

　　中国的文字又反映了国人崇尚和谐，事事讲求对偶对称。从建筑艺术上讲，中国的传统建筑构思，大至城市规划，小到庭院布局，与方块字的结构非常吻合。北京古城有一条以故宫为中心的中轴线，其街道、城门都从此中轴线向外辐射，东西南北均衡对称。例如，天安门、地安门相对；东四、西四相对……。而汉字恰恰是方正对称兼有中轴的方块字。东西南北对称的四合院，是北京传统民居的一大特色，究其形状，亦和汉字相似。

　　至今中国人过春节时要在大门上贴对联，不但形式上要上下联相对应，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要求对应讲究对仗工整。明代顾宪成写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一联语不但含义深刻动人，其对仗工整尤令人激赏。

　　这种对仗在古代诗词文章中屡见不鲜。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你瞧，数词对数词，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其工整令人叫绝。陆游《游山西村》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但语言隽永、耐人寻味，且对偶工整，成了千古名句。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以家庭、家族、种族、民族、群体为本，重群体、轻个人，重大我、轻小我。换言之，就是强调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性，个人价值要在社会价值中实现。即使一个生活在偏远地区目不识丁的人，他都知道“国家国家，先国后家”、“国之将破，何以为家”？因为祖先造词时就把国放在家之前。在英文中，写信封的次序为收信人姓名、门牌号码、街道、城市、国家，从小到大；而中国的写法正好相反。顺便提及一下，中国的年、月、日的时间顺序，以年统月、以月统日，是统合性的时间观念，以大统小。西方的顺序正好相反，积日成月，积月成年，是分析性的时间观念。英语中，“我”永远是大写的，而在中国文字中，则称自己为敝人、学弟、晚生，字要小一号，书写时还要写在右侧，以示自谦和尊重对方。这一种文化心理在文字上的反映，是关怀社会、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文学作品，数量既多，质量又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格言警句，在中国不但家喻户晓，而且奉为人生圭臬。两千多年以前有诗圣之誉的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形象地将屈原投水殉国的汩罗江比喻为蓝墨水的源头。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就是一部忧国忧民的浪漫主义优秀作品。自他以后，爱国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岳飞、文天祥的爱国诗歌，晚清的《官场现形记》，或爱国爱民，或忧国忧民，为多少代人所传颂。陆游垂危时仍惦记着尚未收复的国土，写下遗嘱《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其深刻的内涵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引起后世万千读者的共鸣。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六十一周年。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华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民族救亡压倒了个人的欲望和需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民族共命运，有些直接投身于血与火的抗日救亡斗争之中，有些用诗文为抗日救亡摇旗呐喊，有些则两者兼而有之。唤起亿万同胞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也只能产生于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时刻的1935年。中国文学上这一特点，恐怕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

　　在中国人民之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尽管有民族冲突的悲剧，但各民族和睦相处以致不断融合，一直占主导地位。汉族是今日中国56个民族中最大的民族，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其本身就是多种民族融合而成的。历代史学工作者都注重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尊重少数民族所建朝代的正史地位。实际上，据学者考证、研究，中国历代大王朝中，只有汉、明两个朝代的皇帝是汉人，其余都是少数民族或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犹太民族饱经历史沧桑，散居世界各地，纷纷遭受歧视迫害，促使他们十分重视保持自身社团的团结自卫。北宋真宗时，中国开封有一个犹太族社团，但到十九世纪末，这个社团不知不觉地消融不见了。这个史实表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确实是一个民族之间和睦相处促成自然融合的大熔炉。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和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从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和合的范例。“一国两制”就是“和合不同”。自香港、澳门回归以来，保持着不同于大陆的社会制度，但与大陆的有机组合和良性互动，明显使香港、澳门及其与大陆的关系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近年以来，两岸关系发生了令人可喜的变化，但反对“台独”的斗争依然任重道远。分离主义思想是与中华民族的传统和合思想背道而驰的，因而也是不得人心的。

　　在国家关系上，西方讲求战胜、征服。而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们就提出了“协和万邦”、天下一家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协和万邦”这一主导原则，为历代思想家所崇尚。

　　去年是郑和第一次远航六百周年。一支当年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长驶远航，帆舟遍及数十个国家，没有占领别国一寸土地，没有建立一个要塞，没有夺取他国一份财富，只是展示大国威仪而已。英国退役海军军官孟席斯为了研究郑和航海的事迹，到过120多个国家的九百多个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收集有关资料，历经四年的调查研究写成《1421：中国人发现世界》一书。孟席斯在书中这样评论：与以后西方的航海家征服性、侵略性的远征根本不同，郑和是和平文化的象征。

　　和而不同，贵在创新，和是创新的源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说，只有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东西，才能取长补短，产生新事物，而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则只能踏步不前，永远停留于原有的状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早在1990年提出“和合学”思想，后来又发表专著《和合学概论》。张教授指出：“所谓和合，是指自然、和合、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以及在冲突融合过程中各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的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华夏子孙，不管你生活在祖国大陆还是台湾，生活在北美还是东南亚，都承认自己是龙的传人。龙就是各种动物要素统一于一体的新型“动物”。龙的身子是蛇，却生着鱼鳞，尾巴也是鱼的样子。头像马，却挺着狮鼻，张着驴嘴，还有鹿角、牛身、鹰爪、狗腿等等。鹰可以搏击长空，鱼可以在水中游泳，牛是力量和笨重的体现，而蛇象征着灵活和轻盈，雄狮是凶猛的，而鹿是温和的，又构成了一对矛盾。正是这样一个和合而成的新奇动物，它可以上天入海，呼风唤雨，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